1980年10月，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了艺术界的轰动，从此陈丹青这个画家世所瞩目、闻名遐迩。《西藏组画》日后也被世人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
那是中国油画的一段神话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画家。
“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，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。”陈丹青说，“我对西藏既不了解，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，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，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。”
“文革”时北京是艺术圣地。1974年，陈丹青跟家里要了40块钱，从江西混票到上海，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。第一次去北京的感觉就像后来他到纽约、到巴黎一样。
走进中国美术馆如同走进卢浮宫，他一看一整天，赖在几幅画前不肯走，后面挤满了人。　　现在想想，当时陈丹青的价值观是重叠的：一方面，他不相信这种伪现实主义，他认定苏联人的现实主义不是这样的；但另一方面，他喜欢那些作品，他没想超越它，颠覆它。
“我只觉得他们比我画得好，我要学习，而且我被感动。”陈丹青回忆说，“不过我认定我要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要画真正的俄罗斯风格，像苏里科夫那样。”    1975年，陈丹青从江西转到江苏继续插队。1976年，偶然的机会，他第一次从一个破村子里被借调到西藏画画，那年他才23岁。在西藏，大家都觉得他年轻有为，是个人才。
就在那年毛主席逝世，陈丹青就画了大幅创作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。    画悲剧题材，画工农兵哭，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可以。可那是哭毛主席，九月正是丰收季节，藏胞在青稞田痛哭，歌颂领袖、哀悼救星。就这样，年轻的陈丹青凭着自己天才的艺术绘画才能，画了这幅著名的作品。这幅画入选了1977年的全国美展。两年后当陈丹青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时，发现圈子里都赞同这幅画，他被告知那是他的成名作。
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展览后又回到西藏，1980年陈丹青二次进藏将其取回，之后这张作品又跟随他辗转南京、越洋海外，荣归故里，时至今日，许多拍卖行都希望陈先生拿出这幅画上拍，他一直没有同意。他说：“因为毛主席去世，我只画了这样一幅作品，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难忘的记忆。这样真挚的感情，即使现在再画，也很难强烈地表达出来了。”
 
二次进藏
1980年，中央美院特批经费允许陈丹青去西藏完成毕业创作。这已然是他第二次去西藏了。拉萨半年，画了大量的珍贵速写，也画完了《西藏组画》。
当时美术界思潮纷起，一些人推崇形式，反对“内容决定形式论”。一些人又推崇现代主义，其实当时现代艺术的概念是很模糊的。
“‘文革’中我希望模仿真正的苏联现实主义，画得像苏里科夫：‘文革’结束后，我立即想要画得像米勒，像真正的法国现实主义，因为法国乡村画展来了中国，那次展览对我影响太大了，所谓影响，我以为就是开眼界，就是模仿的欲望。这时，我的上海‘基因’起作用了：我少年时代的开口奶其实是欧洲的，是民国上海遗留的老派欧洲绘画。但是中山装及汉人的面孔表现不了“苏联”或“法国”，西藏给了我那种可能。”（陈丹青自述）    陈丹青对西藏谈不上了解，第一次进藏，他当成是去“苏联”，第二次进藏，他干脆当成是去“法国”了。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，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，又是陈丹青假想的欧洲绘画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影响需要衔接，西藏给了陈丹青艺术衔接的机会。
就这样，《西藏组画》一直影响到今天。“八十年代初，三类创作持续发生影响：一是机场壁画的形式主义，一是在野画展的现代主义，再就是包括《西藏组画》在内的所谓写实主义———我看见，形式主义早已被官方绘画吸收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若有影响，则变成写实绘画的庸俗化：今日的伪古典主义没有灵魂，空洞乏味。而《西藏组画》起初使许多人真的跑到西藏去。甚至四川的程从林后来也转向少数民族题材，我对他说，我画西藏时你在画武斗和“文革”青年，你比我厉害，因为我与罗中立画的是“他者”，而你画“我们”，为什么要转向西藏？西藏只是题材。”
陈丹青说这样说，
“作为影响———假如真有影响的话———《西藏组画》是失败的，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，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，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，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。我们全都来自断层，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，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。　　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，但都很粗浅，急就章，它填补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实在太少了，一共七幅，算什么呢？居然至今还是谈资，我有点惊讶，但不感到自豪。”    在那个时候陈丹青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。1980年10月他毕业留校，1982年元月他就走了，去过他十八年的海外生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