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丹青与西藏
2012-06-24 13:08:45

1980年10月,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了艺术界的轰动,从此陈丹青这个画家世所瞩目、闻名遐迩。《西藏组画》日后也被世人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
那是中国油画的一段神话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画家。
“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,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。”陈丹青说,“我对西藏既不了解,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,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,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。”
“文革”时北京是艺术圣地。1974年,陈丹青跟家里要了40块钱,从江西混票到上海,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。第一次去北京的感觉就像后来他到纽约、到巴黎一样。
走进中国美术馆如同走进卢浮宫,他一看一整天,赖在几幅画前不肯走,后面挤满了人。 现在想想,当时陈丹青的价值观是重叠的:一方面,他不相信这种伪现实主义,他认定苏联人的现实主义不是这样的;但另一方面,他喜欢那些作品,他没想超越它,颠覆它。
“我只觉得他们比我画得好,我要学习,而且我被感动。”陈丹青回忆说,“不过我认定我要和他们不一样,我要画真正的俄罗斯风格,像苏里科夫那样。” 1975年,陈丹青从江西转到江苏继续插队。1976年,偶然的机会,他第一次从一个破村子里被借调到西藏画画,那年他才23岁。在西藏,大家都觉得他年轻有为,是个人才。
就在那年毛主席逝世,陈丹青就画了大幅创作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。 画悲剧题材,画工农兵哭,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可以。可那是哭毛主席,九月正是丰收季节,藏胞在青稞田痛哭,歌颂领袖、哀悼救星。就这样,年轻的陈丹青凭着自己天才的艺术绘画才能,画了这幅著名的作品。这幅画入选了1977年的全国美展。两年后当陈丹青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时,发现圈子里都赞同这幅画,他被告知那是他的成名作。
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展览后又回到西藏,1980年陈丹青二次进藏将其取回,之后这张作品又跟随他辗转南京、越洋海外,荣归故里,时至今日,许多拍卖行都希望陈先生拿出这幅画上拍,他一直没有同意。他说:“因为毛主席去世,我只画了这样一幅作品,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难忘的记忆。这样真挚的感情,即使现在再画,也很难强烈地表达出来了。”
二次进藏
1980年,中央美院特批经费允许陈丹青去西藏完成毕业创作。这已然是他第二次去西藏了。拉萨半年,画了大量的珍贵速写,也画完了《西藏组画》。
当时美术界思潮纷起,一些人推崇形式,反对“内容决定形式论”。一些人又推崇现代主义,其实当时现代艺术的概念是很模糊的。
“‘文革’中我希望模仿真正的苏联现实主义,画得像苏里科夫:‘文革’结束后,我立即想要画得像米勒,像真正的法国现实主义,因为法国乡村画展来了中国,那次展览对我影响太大了,所谓影响,我以为就是开眼界,就是模仿的欲望。这时,我的上海‘基因’起作用了:我少年时代的开口奶其实是欧洲的,是民国上海遗留的老派欧洲绘画。但是中山装及汉人的面孔表现不了“苏联”或“法国”,西藏给了我那种可能。”(陈丹青自述) 陈丹青对西藏谈不上了解,第一次进藏,他当成是去“苏联”,第二次进藏,他干脆当成是去“法国”了。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,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,又是陈丹青假想的欧洲绘画。就是这么简单,影响需要衔接,西藏给了陈丹青艺术衔接的机会。
就这样,《西藏组画》一直影响到今天。“八十年代初,三类创作持续发生影响:一是机场壁画的形式主义,一是在野画展的现代主义,再就是包括《西藏组画》在内的所谓写实主义———我看见,形式主义早已被官方绘画吸收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若有影响,则变成写实绘画的庸俗化:今日的伪古典主义没有灵魂,空洞乏味。而《西藏组画》起初使许多人真的跑到西藏去。甚至四川的程从林后来也转向少数民族题材,我对他说,我画西藏时你在画武斗和“文革”青年,你比我厉害,因为我与罗中立画的是“他者”,而你画“我们”,为什么要转向西藏?西藏只是题材。”
陈丹青说这样说,
“作为影响———假如真有影响的话———《西藏组画》是失败的,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,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,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,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。我们全都来自断层,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,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。 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,但都很粗浅,急就章,它填补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实在太少了,一共七幅,算什么呢?居然至今还是谈资,我有点惊讶,但不感到自豪。” 在那个时候陈丹青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。1980年10月他毕业留校,1982年元月他就走了,去过他十八年的海外生涯。
那是中国油画的一段神话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画家。
“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,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。”陈丹青说,“我对西藏既不了解,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,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,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。”
“文革”时北京是艺术圣地。1974年,陈丹青跟家里要了40块钱,从江西混票到上海,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。第一次去北京的感觉就像后来他到纽约、到巴黎一样。
走进中国美术馆如同走进卢浮宫,他一看一整天,赖在几幅画前不肯走,后面挤满了人。 现在想想,当时陈丹青的价值观是重叠的:一方面,他不相信这种伪现实主义,他认定苏联人的现实主义不是这样的;但另一方面,他喜欢那些作品,他没想超越它,颠覆它。
“我只觉得他们比我画得好,我要学习,而且我被感动。”陈丹青回忆说,“不过我认定我要和他们不一样,我要画真正的俄罗斯风格,像苏里科夫那样。” 1975年,陈丹青从江西转到江苏继续插队。1976年,偶然的机会,他第一次从一个破村子里被借调到西藏画画,那年他才23岁。在西藏,大家都觉得他年轻有为,是个人才。
就在那年毛主席逝世,陈丹青就画了大幅创作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。 画悲剧题材,画工农兵哭,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可以。可那是哭毛主席,九月正是丰收季节,藏胞在青稞田痛哭,歌颂领袖、哀悼救星。就这样,年轻的陈丹青凭着自己天才的艺术绘画才能,画了这幅著名的作品。这幅画入选了1977年的全国美展。两年后当陈丹青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时,发现圈子里都赞同这幅画,他被告知那是他的成名作。
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展览后又回到西藏,1980年陈丹青二次进藏将其取回,之后这张作品又跟随他辗转南京、越洋海外,荣归故里,时至今日,许多拍卖行都希望陈先生拿出这幅画上拍,他一直没有同意。他说:“因为毛主席去世,我只画了这样一幅作品,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难忘的记忆。这样真挚的感情,即使现在再画,也很难强烈地表达出来了。”
二次进藏
1980年,中央美院特批经费允许陈丹青去西藏完成毕业创作。这已然是他第二次去西藏了。拉萨半年,画了大量的珍贵速写,也画完了《西藏组画》。
当时美术界思潮纷起,一些人推崇形式,反对“内容决定形式论”。一些人又推崇现代主义,其实当时现代艺术的概念是很模糊的。
“‘文革’中我希望模仿真正的苏联现实主义,画得像苏里科夫:‘文革’结束后,我立即想要画得像米勒,像真正的法国现实主义,因为法国乡村画展来了中国,那次展览对我影响太大了,所谓影响,我以为就是开眼界,就是模仿的欲望。这时,我的上海‘基因’起作用了:我少年时代的开口奶其实是欧洲的,是民国上海遗留的老派欧洲绘画。但是中山装及汉人的面孔表现不了“苏联”或“法国”,西藏给了我那种可能。”(陈丹青自述) 陈丹青对西藏谈不上了解,第一次进藏,他当成是去“苏联”,第二次进藏,他干脆当成是去“法国”了。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,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,又是陈丹青假想的欧洲绘画。就是这么简单,影响需要衔接,西藏给了陈丹青艺术衔接的机会。
就这样,《西藏组画》一直影响到今天。“八十年代初,三类创作持续发生影响:一是机场壁画的形式主义,一是在野画展的现代主义,再就是包括《西藏组画》在内的所谓写实主义———我看见,形式主义早已被官方绘画吸收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若有影响,则变成写实绘画的庸俗化:今日的伪古典主义没有灵魂,空洞乏味。而《西藏组画》起初使许多人真的跑到西藏去。甚至四川的程从林后来也转向少数民族题材,我对他说,我画西藏时你在画武斗和“文革”青年,你比我厉害,因为我与罗中立画的是“他者”,而你画“我们”,为什么要转向西藏?西藏只是题材。”
陈丹青说这样说,
“作为影响———假如真有影响的话———《西藏组画》是失败的,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,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,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,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。我们全都来自断层,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,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。 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,但都很粗浅,急就章,它填补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实在太少了,一共七幅,算什么呢?居然至今还是谈资,我有点惊讶,但不感到自豪。” 在那个时候陈丹青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。1980年10月他毕业留校,1982年元月他就走了,去过他十八年的海外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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